VLEO超低轨道是地球空间最后一片战略性资源层，需要新的技术范式实现换道发展。在太空竞赛中，美国人有马斯克的星链，中国有没有机会另辟蹊径？

9月13日，第十九届浦江创新论坛主题活动之一——“明珠启航 智算未来”太空算力产业生态论坛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答案：去离地面200到350公里的超低轨，造会思考的卫星，不跟别人拼单块芯片多先进，拼怎么把网络组得更聪明。

邬江兴院士表示，VLEO超低轨道是地球空间最后一片战略性资源层，未来五年是我国换道发展的关键窗口期，必须实现从技术试验到规模化应用的完整跨越。如若错失机遇，轨道、频谱资源与国际标准将被抢先占据，我国将陷入被动跟跑的不利格局。

9月13日，在浦江创新论坛——太空算力产业生态论坛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指出，VLEO超低轨道是地球空间最后一片战略性资源层。

· 为什么盯着200公里？

我们平时说的卫星，大多在几百甚至几万公里的高空。但邬江兴院士盯上的，是离地面只有200到350公里的“超低轨”。这个高度有什么好？邬院士讲了三个好处。

第一是看得清、反应快。由于距离地面更近，卫星对地观测分辨率更高，通信时延也更低。邬院士以网络游戏作比，说明距离对通信时延的影响，并表示超低轨卫星有望支持普通手机直接连接。

第二是“自带燃料”，永不坠落。超低轨仍有稀薄大气，卫星受到的阻力更大。吸气式电推进技术可吸入大气粒子，经电离后向外喷射产生推力，从而补偿阻力造成的轨道衰减。

第三是战略蓝海。邬院士认为，低轨空间已有大规模星座部署，在更低轨道开辟新的空间层，有望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，当前正处于重要战略窗口期。

· 难在哪？四重矛盾卡脖子

优势之外，超低轨卫星也面临较高的工程难度。邬院士总结为“四重矛盾”：大功率与小组件的矛盾、高算力与高散热的矛盾、芯片体积与算力需求的矛盾、通感算一体化的集成难度。

具体而言，高算力需要较大功率支撑，但功率提升往往要求增加组件面积，进而增大飞行阻力；算力提高还会带来散热压力，而扩大散热面积同样会增加阻力。此外，通信、遥感和计算等功能需要集成于有限空间内，相关器件还必须满足抗辐射等要求。

· 让卫星变成“会思考的个体”

针对这些难题，邬院士给出的核心思路是：卫星不能只当“传话筒”，得变成“有大脑的智能体”。

超低轨卫星智能体是能自主感知、在轨决策、敏捷执行，还能持续进化的航天载体。最关键的不是有效载荷，而是自主的在轨大脑。它不再是A点传到B点的中继，而是一个会思考、能决策的太空智能节点。每颗星都是一个智能体，整个网络就是智能体的互联。

· 换道超车：不拼单芯片，拼“组网”

算力从何而来，是超低轨卫星走向应用的关键问题。邬江兴认为，超低轨道的真正技术门槛，并不来自轨道空间环境，而是星载载荷。不要局限于在单颗芯片上比拼算力峰值，要从系统架构与拓扑逻辑层面重构技术规则，打造太空版“乐高积木”式可变形智能体。以“构建更优网络”的技术思路，替代单纯“研制更强芯片”的路径。

这个技术路线的答案叫TCC（拓扑中心计算）。通俗的讲就是：不比谁单块芯片多厉害，比谁把芯片连起来的方式更聪明。

 “同样的芯片，不同的连接方法，效能相差一个量级。”邬江兴以乘法计算为例解释：计算任务未必全部在单个节点内完成，也可以通过预存结果、网络调用和协同处理等方式完成。

这套方案最大的意义在于：用14/28纳米的成熟工艺，靠架构创新，实现超越3/5纳米单芯片的系统能力。这样一来，就绕开了被卡脖子的先进光刻机陷阱，把竞争维度从“芯片”抬到了“系统”。

邬院士强调，这一路线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工程基础。他介绍，“软件定义晶上系统”理念于2019年提出，目前国内已有近300家单位参与相关工作。晶圆级异质集成已完成样品研制，数据移动能耗可降低两至三个数量级；拓扑计算可支持5种以上模式，并能根据任务需求在毫秒级完成重构。

 “我不是在这谈设想，我是在谈怎么落地。理论有积累，芯片有样机，生产有规模。”邬院士将其称为一条“已经跑通前半程的赛道”。他判断，超低轨的窗口期不是“还有5年”，而是“必须在5年内完成从技术验证到规模部署的跨越”。先发原理验证星，再上工程样机，最后规模化部署，两三百颗星就能实现全球覆盖。

 “我们不是要跟着马斯克跑，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标准。”邬院士说，太空算力的未来，拼的不是谁砸钱多，而是谁的架构更聪明。在这个200公里高的新赛道上，中国有机会从跟跑变成领跑。